门外说书：初读王东杰《历史·声音·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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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王东杰教授《历史·声音·学问》一过，让我想起早些年读到罗志田、王汎森、葛兆光、陈平原等先生论作时那种畅快的感觉。而这几位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本书对话的对象，比如谈社会进化论之于罗志田，谈进化史观之于王汎森，谈近代道教之于葛兆光，谈言语文化和文史结合之于陈平原，读到某些地方不禁会心一笑。
第一章《“反求诸己”与晚清思想界对进化论的认知》和第二章《清末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都牢牢把握住了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造成的紧张，即：“按照社会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中国人屡战屡败，岂不正表明其为劣种？虽然历史本身并不必然按照逻辑推演的方式进行，但此一危险确实存在。”（15页）接着，论文指出“竞争”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崛起，进一步分梳“竞于理”和“竞于力”之间的纠葛，辨析思想界对严译《天演论》重视“人”甚于“天”的解读。具体到历史学，则是：“中国‘新史学’是因应世变而起的，史家对现实的焦虑不但渗透到了历史叙述中，有时甚至决定了他们的叙述方向。在清季民初，进步并不是单纯的学理问题，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如果中国的历史不进化，则必然意味着亡国灭种；反之，就必须拿得出坚实的证据来。”（63页）在这种境况下，近代新史家不得不戮力寻找“进化”的历史遗迹。论文抉发出用来判断中国历史退步或停滞的“专制论”和作为一种普世历史演化模式的“进化论”之间的紧张关系，然后考察近代“新史学”的两条路径：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成“走向世界”的过程，这部分尤其精彩的地方在于剖析传统三世说与历史分期错综微妙的关系；二是梁启超“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促动的史学研究转向：从“政治史”一家独大转为“社会史”、“文明史”的兴盛，以及历史眼光的自下而上。总之，都是在“正统”之外寻找历史：“中国跟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交往与竞争在过去正史里本属于‘四裔传’的内容，在进化史观下却成为中国史的主线。传统‘政治史’地位的下降更是如此，治乱兴衰成为不重要的内容，而社会、文明和人民变为历史的主角。”（94页）
与社会进化论、进化史观的论作汗牛充栋的情形不同，“言语文化”和“声音转向”是比较新鲜而少为人讨论的课题。第三章《近代社会变革与言语文化的兴起》认为，“言语文化是在中国近代整体社会变革尤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刺激下兴起的，其基本理论中也隐含着一条将言语和文字政治化的思路，而其重要结果之一是，‘言语’成为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0页）第四章《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则开宗明义，“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生了一场整体性和取向性的变革。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一场‘声音转向’。”（133页）虽对文中二元对立（中国文化重视觉重“象”，西方文化重听觉重“声”）的论述持保留态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事实”是一回事，对事实的认知和解释又是一回事），但必须承认，这实实在在开掘出了新的论域，尤其让人感到兴奋的是“余论”中的申说，即两个问题的提出：一是怎样理解声音转向和其他感觉尤其是视觉的关系，二是怎样理解声音转向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纵观各章标题，都是“关系”论述，以任鸿隽为讨论对象的两篇也不例外。近代中国的学术社会这个话题，王汎森先生曾撰有《“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本书第五章《革命经验与任鸿隽的“建立学界论”》则梳理革命青年到科学先锋的转变。第六章《“宋学”修养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诠释》试图探讨传统学问（宋学）与现代学问（科学）之间的“隔”与“通”。
第七章《科学和近代道教之污名及其进化》以简净的笔墨梳理了道教在近代知识人眼中从日趋污名化到部分得以净化的过程，而无论是道教的负面形象还是正面形象，都仰赖于“科学”对它的评估，可见“科学”在近代中国势力之强大。由此更上一层，论文指出现代中国的“科学“观念包含了两个层次，“在思想结构层次上，‘技进乎道’的原则被维持下来；但就具体内涵而言，无论是‘道’还是‘技’的真实意义都已发生根本改变：与‘科学’取得传统文化中‘道’的地位同时，多数中国人对科学的实际认知则更偏向‘技术’领域”。（267页）
第八章《贯穿于“疑古”与“释古”之间的“故事”眼光》特别拈出“层累造成说”的建设向度，并以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蒙文通《古史甄微》等论著为例，指出这“几位通常被认为与顾颉刚在观念上差异甚大的学者，有关‘古史构成’的看法与后者不无意趣相投”（281页），进而讨论顾颉刚史学研究中的“故事眼光”，认为“故事不仅是史料，也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历史本身”（299页）。并提醒读者诸君：“‘古史辨’学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持相异观点的学者的互相对话过程的影响。”（301页）
第九章《从缪钺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以著名学者缪钺为例，着重探察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史学的联系，除了过去注意较多的“由经入史”外，还有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在沉潜往复中揣摩古人的“心声”，体会历史叙述中的“情感”，而不像社会科学那样强调结构、物质等要素。
九章读罢，深感作者是个选题高手——选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往往代表了一个学者的学术品位和段位。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和细腻的文本解析，书中论述精义迭出，读来如行山荫道上。这在在提示我们，其实学问的形态是各式各样的，就性之所近，孜孜矻矻，博览覃思，必然锤炼出典范之作。